这方砚台在我手里有几年了，因为款识有疑问，所以，一直不愿示人。
卖家是一位玩古籍碑帖的朋友。这方砚是他在南方买的。当时感觉砚台挺好，开门老，盒子也有些年份，至于砚上所刻的铭文、印章等没有做深入的研究，买回来后查了查资料，又让朋友看了看，感觉砚上的印章、铭文像是后刻的，至于是什么时候刻的，他也说不好，但有一点他敢肯定，不是现在刻的。
我决定买下这方砚有几点考虑：
首先这是一方老端砚，起码到明代末期或清代早期，至于是否更早，老实说，我当时并无概念。
第二，做工和石质都非常好。绝对是一方上品好砚！抛开铭文勿论，就砚台本身的品质，也够收藏。
第三，正如卖家所言，铭文款识绝非新刻。特别是砚足上所刻的“七政”“松韵堂”两方小印，老刻感觉更加明显。至于砚底所刻“黄氏淮东书院珍藏印”和砚侧楷书“听涛书屋珍赏”铭文及“士松”小印，书镌也有一定水平。
第四，砚台的盒子虽然是后配的，但配盒时间也应在几十年前。因为这方砚是小抄手，边足后沿有残，做盒的时候考虑到了这点，特别在盒里作了补充。从残缺的断痕看，似乎没有刻铭的时间长，说明刻铭的时间长于配盒的时间。
第五，卖家不玩砚台，又因为有疑问，想早点脱手回本，希望我能成全。
买回这方砚台之后，因为卖家怀疑在先我也心存疑虑，并没有太多兴奋。偶尔上手把玩一番，还是蛮喜欢的。我请同祥看过这方砚，他认为砚是明代官制，石质工艺都属一流。砚足上“松韵堂”“七政”二小印，绝真。但对“黄氏淮东书院珍藏印”和金士松“听涛书屋珍赏”则存疑，认为是新刻。并建议当场做一下试验，即用牙膏刷洗，如是新刻做旧，一刷即露出白碴，百试不爽。旧刻则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为让我相信，同祥特意拿出一方已确认是伪铭的砚台，刷起来让我看。果然，不久铭文处就露出了马脚。然后，又刷我藏的这方，但刷了很久，仍然没有露出白碴。最后他说，你这方刻得时间久，刷不出来。于是作罢。
有了这次试验，我开始重新审视砚台上所刻的铭文和印章，并对每个相关人物做一些细致的了解。
先说“黄氏淮东书院珍赏印”。
这是明代藏书家黄琳的收藏印。
黄琳(1470—1532后),字美之,号蕴真、休伯、国器、一江等，安徽休宁人，官至锦衣卫指挥同知。明代项元汴之前最负盛名的收藏家，所藏古籍书画甚富，其藏书楼为“淮东书院”。祝允明曾为其作《一江赋》，两千余字，赞其“平生志业大而有本”。
见过一篇介绍黄琳收藏印的文章。
这篇文章对黄琳的收藏印做了系统的研究梳理，但并没有说黄琳有“黄氏淮东书院珍藏印”这方印。《中国书画家款识印鉴》一书中著录了黄琳八方印鉴，也没有这方印。说明本文作者没有见过这方印。可能是黄琳很少在书画藏品上钤用，或者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方印。
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黄氏这方印是专门刻在这方砚台上的，本砚专用，所以，别处自然就见不到了。
我查阅了很多近些年出版的藏书家方面的图书资料，几乎都没有黄琳的记载。蔡国声主编，罗自正编著的《中国澄泥古砚鉴赏》（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5月）收录了一方案几式虾头红澄泥砚（砚之真伪另说）。落款“江表黄琳”。刻“美之”印。编者没有考出黄琳是谁，只标注说“黄琳，无考”。说明黄琳在现当代并不著名，他的“淮东书院”就更鲜为人知了。
再说“松韵堂”和“七政”这两方小印。
这是明代另一藏书家孙七政的印章。
孙七政（1528～1600）字齐之，自号沧浪生，虞山（今江苏常熟虞山镇）人。与王世贞、汪道昆等人游，以文采知名。喜收藏古籍，精于鉴赏，建藏书楼为“西爽楼”、“清晖堂”，收藏图籍、古物、金石、名画，称一时之盛。晚年生活贫穷潦倒，去世后，藏书遗留给后代，保存完好。有《松韵堂集》十二卷。
孙七政的印章很小，刻于砚足上，反映了一种谦卑的心态。孙是文人，自然不能与身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的黄琳并驾。尽管二人都是藏书家，一个身份显赫，一个布衣文人，这在两个人的收藏印记上很有趣地得到了反映。如果是伪刻的话，造假者居然连这种身份的差别都考虑到了，并且通过印章的位置和大小进行区别，真是处心积虑！而且，黄琳和孙七政又都是藏书家，一早一晚，传承关系明显，设计得何等巧妙！
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，此砚黄琳“黄氏淮东书院珍藏印”刻的很大，在砚台上刻这样大的印比较少见，因为超出寻常，往往会给人故意造假之感。但也有砚友认为，这符合明代印款特征，也与黄琳的身份地位相符。黄氏出生闽藩甲族，黄琳的叔父黄赐，乃成化朝司礼监太监，成化帝朱见深自小便得黄赐伺候在侧，因而深得信任。成化年间，黄赐就以收藏闻名，庋藏有相当丰富的书画。黄赐死后，其所藏书画皆归黄琳。黄氏叔侄权势煊赫，又爱收藏，喜和文人雅士交往。所以，他们藏品的品质一般不会差。同祥说此砚为明代官作，这与黄琳的身份是吻合的。也就是说，只有黄琳这种身份地位的人，才有可能得到这种上品的佳砚。同样，也只有黄琳这样身份地位的人，才可能在砚台上刻下这样一方大印。
另外，孙七政的“松韵堂”斋名，并没有出现在他的介绍中，文献记载只是说他有《松韵堂集》十二卷。可以肯定，既然孙七政的文集以“松韵堂”名之，那么，他就一定用过这个斋号。
我不能理解的是，作伪者为什么不用有明确记载的“西爽楼”“清晖堂”斋号？而选择了一个只有通过文集才能确认的斋号呢？难道作伪者只知道孙七政有文集传世，并不知道他的斋号还有“西爽楼”“清晖堂”？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小。
最后，再说金士松“听涛书屋珍赏”。
金士松（1729，一说1730－1800），字亭立，号听涛，原籍江苏吴江，寄籍宛平（今属北京）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进士，官至吏部、兵部尚书。嘉庆五年（1800）正月卒。谥文简，纪昀为其撰墓志铭。
我在关于金士松的文献介绍中，没有发现有“听涛书屋”的记载，只说他号“听涛”。另外，邹一桂 1735年作《闱中画桂月图》手卷，有金士松跋文一段（题跋时间不明），钤有“听涛居士”朱文印章一枚。说明金士松确实有“听涛”之号。那么，“听涛书屋”又是谁给起的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书屋主人自己命名的。如果是作伪者认为他号曰“听涛”则必有“听涛书屋”这般推理的话，则纯属添足之举，大可不必冒这种风险。直接刻上“听涛居士珍赏”岂不更有根有据，为什么非绕个弯子让人生发疑问呢？
另外，吴笠谷兄《名砚辨》一书中记载了纪晓岚的几则砚铭，如“石庵论砚专尚骨，听涛、冶亭专尚肉……”“石庵论砚贵坚老，听涛论砚贵柔腻”云云。可知，金士松喜爱柔嫩细润的端砚，他的这一审美标准，与这方砚台非常吻合，石质“柔嫩细润”，确实是一方很“油腻”的端砚。那么，我就更要钦佩这位作假高人了，他不仅知道金士松是一位玩砚大家，还要知道金氏对砚质材料的偏好，特别是要找到符合金氏审美标准的砚材，诸事齐备，思考周密之后，才好下手。不然的话，很容易弄巧成拙，白费功夫。
综上，如果这方砚台的铭文、印记是伪刻的话，那么也不是出自同一时间同一人之手，而是不同年代，两三位高手接续完成的，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相当默契。但是，出现这种现象的概率非常之小，也基本不可能。
还有一种可能，孙七政的铭款真迹无疑，但由于其名头偏冷又小，作伪者为了增重其价值，又刻上了明代黄琳和清代金士松两位大人物的藏款，这种现象不但古已有之，现在也比较常见，欺骗性很大。但从这方砚看，即便黄、金两款是后刻，也非现在所为。
写完此文，我突然想起尤其伟先生《砚史补》中的一段话：“世之收藏家，每自诩学博示鉴赏之精，轻下断语，偶或不慎，贻误后学，可不戒哉！”